人工智能时代农民工高质量充分就业面临的核心挑战与对策建议

作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近3亿农民工的就业质量直接关系到民生福祉、经济活力与社会稳定。近年来，农民工的就业规模持续增长，收入稳步提升，就业稳定性有所改善，社会保障体系也在不断完善。当前，我们正步入一个以人工智能为引领的新一轮产业革命浪潮，这既对传统就业模式带来颠覆性冲击，也为就业质量跃升创造了历史性机遇。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》作出“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”等系列部署。在此背景下，农民工就业的核心矛盾已从“有没有岗位”的总量问题，加速转向在人工智能驱动下岗位质量与可持续性问题的转变。对农民工而言，人工智能时代的高质量充分就业，是一个超越传统“有活干”的综合性概念，它意味着在与智能技术共生的劳动环境中，实现有保障、能协同、可发展的就业新形态。具体而言，这一高质量就业状态体现为四个逐级深化的维度：首先，在稳定性上，就业需具备“技术韧性”，以抵御人工智能带来的岗位冲击；其次，在适配性上，实现从“体力劳动者”向“智能设备协作者”等新角色的转变；进而，在保障性上，推动权益体系从基础的“保障就业”升级为更具前瞻性的“赋能就业”；最终，在发展性上，打通职业路径，使其从机械的“流水线”迈向可终身成长的“技能阶梯”。

一、人工智能时代农民工高质量充分就业面临的核心挑战

（一）技术应用深化下的农民工就业供需结构性错配问题

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正从“替代体力劳动”向“渗透乃至替代部分脑力劳动”深度演进，这一趋势在重塑就业市场格局的同时，也使农民工群体陷入由“技能鸿沟”导致的“双向挤压”困境。这种挤压具体表现为传统与新兴两大就业市场的结构性失衡。在传统就业市场，技术替代与产业转移共同引致岗位“存量萎缩”。微观层面，智能制造与装配式建筑等技术直接替代了生产线操作、砌筑抹灰等常规岗位；宏观层面，东部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过程中，岗位创造速度滞后于农民工回流规模，加剧了区域性就业竞争。在新兴就业市场，技能需求与人力供给之间出现“增量错配”。以新能源、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年均创造超百万岗位，构成了新的就业增长极。然而，由于农民工群体在智能设备操作、数字工具应用等领域的技能储备普遍不足，难以跨越入职门槛，导致新兴产业岗位缺口与群体就业困难并存。因此，“传统路径被封堵、新兴通道难开启”这一深层的结构性矛盾，已成为制约农民工实现高质量就业的核心障碍。

（二）智能招聘生态下的就业服务体系结构性失衡问题

当前就业服务体系与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型招聘生态严重脱节。一方面，信息分发渠道存在“数字梗阻”：超过60%的农民工仍依赖传统的“熟人介绍”获取工作信息，而企业端已普遍采用大数据画像、智能算法匹配等数字化招聘方式，这种结构性断层使农民工群体难以有效触达AI相关岗位。另一方面，公共服务未能实现智能化升级：现有服务仍以“人海战术”和“一刀切”模式为主，缺乏利用AI技术对岗位需求与个人技能进行智能匹配的能力，无法完成从“人找岗位”到“岗位找人”的关键转变。同时，基层服务站点普遍缺乏智能终端配备和数字化服务能力，导致智能就业服务在“最后一公里”出现断点。这种服务体系与智能招聘模式的结构性错配，严重制约了农民工在AI时代的就业机会获取与质量提升。

（三）算法管理普及下的权益保障体系结构性脱节问题

人工智能在劳动管理中的深度应用，使传统权益保障体系面临双重挑战。在劳动过程层面，在数字时代，算法管理技术的兴起导致了劳动过程的数字化、智能化和自动化。然而，这种技术的应用也带来了劳动强度失控、报酬机制不透明和职业风险加剧等问题。劳动者在面对直接影响其权益的自动化决策时，往往缺乏必要的知情权和有效的申诉渠道。在社会保障层面，现行以稳定劳动关系为核心的制度设计与AI催生的灵活就业形态严重脱节：高费率、固定化的参保模式与零工经济的收入特征不相适应，复杂的跨制度转移接续程序也阻碍了保障权益的累积，使频繁转换岗位的农民工既面临“技术性失业”风险，又陷入“保障缺失”的困境，缺乏应有的社会安全网托底。

（四）AI素养分化下的农民工就业群体结构性脆弱问题

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正加剧农民工群体内部分化，形成基于数字素养的新型就业壁垒。大龄农民工首当其冲，陷入“体力下降”与“数字失能”的双重困境。面对算法调度与智能设备，他们因学习能力受限、数字技能缺失，在岗位竞争中迅速边缘化，成为技术性失业的高危群体。与此同时，新生代农民工虽具备数字原生优势，却面临“高技能期望”与“低制度保障”的矛盾。他们对人机协同等新兴岗位充满期待，但缺乏系统性的AI技能提升渠道和职业风险保障，极易陷入“传统岗位不愿就、新兴岗位无力就”的就业困境。这种因AI适应性差异引发的群体割裂，正从深层次重构农民工就业格局，若不及时干预，将形成固化的数字就业壁垒。

二、人工智能时代农民工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对策建议

破解人工智能时代农民工就业难题，需立足“产业协同、服务升级、保障兜底、分类施策”四位一体，构建与技术变革、产业升级相适配的就业支撑体系。

（一）以产业就业协同破解供需错配，让岗位“精准供给”

以产业升级带动就业升级，实现农民工就业与产业发展的同频共振。一是优化产业布局吸纳就业。在中西部地区重点培育劳动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并重的产业集群，如电子信息配套产业、农产品精深加工等，既承接东部产业转移，又为返乡农民工提供适配岗位。二是实施“技能适配”行动计划。建立产业需求导向的技能培训目录，定期发布重点行业、紧缺职业清单，将新能源汽车运维、工业机器人操作、农村电商等新兴技能纳入培训重点。推行 “企业订单 + 培训机构列单 + 农民工选单 + 政府买单” 的培训模式，鼓励企业开展新型学徒制培训，给予企业每人每年适度培训补贴，确保培训与岗位需求精准对接。三是搭建传统与新兴产业衔接桥梁。针对大龄农民工开展“技术过渡”培训，如将建筑工人转型为装配式建筑产业工人、传统制造业工人转型为智能设备辅助操作员等，降低技术替代冲击。

（二）以数字化升级打通服务堵点，让对接“高效直达”

以数字化、精准化、全覆盖为目标，重构农民工就业服务体系。一是构建多维信息服务网络。整合人社、工会、工商联等多方资源，建立全国统一的农民工就业服务平台，开设 “适老化” 版本与线下服务窗口，为不同年龄段农民工提供便捷服务。在乡镇设立就业信息站，配备专职信息员，开展入户信息推送服务，破解农村地区信息梗阻问题。二是打造 “即时快招 + 精准匹配” 服务模式。在产业园区、城乡结合部布局一批零工市场，推行“当场求职、当场对接、当场上岗”的即时服务。运用大数据技术分析农民工技能特长与企业岗位需求，建立智能匹配算法，实现“岗位找人”的精准对接。三是健全就业跟踪服务机制。建立农民工就业档案，对就业后的技能提升需求、权益保障状况进行动态跟踪，提供 “就业—培训—晋升”全链条服务。针对失业农民工开展“一对一”帮扶，制定个性化再就业方案。

（三）以制度创新强化权益保障，让就业“安心稳定”

以制度建设为核心，构建覆盖全面、保障有力的权益保护体系。一是健全薪酬保障机制。全面推行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制度，将工程建设领域全覆盖拓展至制造业、服务业等农民工集中行业。建立全国统一的欠薪预警平台，通过大数据监测企业工资支付情况，对存在欠薪风险的企业提前介入干预。二是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。针对灵活就业农民工，推行 “低费率、广覆盖、可衔接” 的社保套餐，允许按最低工资标准的 60% 缴纳养老保险，缴费年限累计计算，与职工养老保险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顺畅转移接续。建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机制，明确平台企业的用工责任，要求平台为骑手、司机等缴纳工伤保险，鼓励购买商业意外险补充保障。三是加强执法监督与维权服务。开展“护薪安权”专项行动，严厉打击拖欠工资、非法中介、就业歧视等违法行为。在农民工集中的企业设立劳资纠纷调解点，配备专职调解员，建立“企业调解 + 工会调解 + 行政调解” 联动机制。开通农民工维权 “绿色通道”，简化维权程序，降低维权成本。

（四）以分类施策回应群体差异，让服务“精准滴灌”

针对农民工群体分化特征，开展 “靶向服务”，提升政策适配性。一是关爱大龄农民工就业。开发一批公益性岗位，如社区服务、乡村保洁、农业社会化服务等，优先安置 45 岁以上失业农民工，给予岗位补贴与社保补贴。建立大龄农民工技能更新补贴制度，对参加短期技能培训的给予全额补贴，鼓励企业设立 “弹性岗位”，允许灵活安排工作时间。二是支持青年农民工发展。开展 “青年技能明星” 培育计划，选拔优秀青年农民工参加高技能人才培训，支持考取职业资格证书。三是服务灵活就业群体。建立灵活就业人员权益清单，明确劳动报酬、休息休假、职业安全等基本权益。在零工市场设立权益咨询、社保办理等一站式服务点，为灵活就业农民工提供便捷服务。

结语

在人工智能浪潮奔涌而至的今天，推动农民工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，已不仅是一项紧迫的民生工程，更是一项关乎国家产业竞争力与社会稳定的发展工程。我们必须秉持“技术向善”的理念，主动作为，以制度创新迎接技术变革，以技能提升对抗替代风险，以权益保障兜底社会安全。唯有如此，才能让近3亿农民工从AI时代的“旁观者”和“冲击对象”，转变为“参与者”和“受益者”，顺利完成从“就业谋生”到“就业发展”的历史性跨越。

赵利梅     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

王 娟     西南科技大学讲师